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Arts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马克思主义研究

  • 论马克思基于历史性原则的价值形式分析——以《资本论》“商品”章为例

    夏巍;莫颖骞;

    由于没有基于马克思的历史性原则理解和阐发《资本论》“商品”章中的价值形式分析,西方左翼学者的学说往往导向“纯粹形式批判”的理论终局。历史性原则的“面向事情本身”作为马克思价值形式分析的“现实”前提,在其中展开为走出意识的内在性、摒弃“还原”的路径,从资本主义社会事实出发回溯价值形式在感性的社会现实中的历史性生成。更进一步说,历史性原则指向将劳动作为把握感性的社会现实的本质性内核,这在马克思价值形式分析中根本地展现为回溯作为感性的社会现实之根基的劳动的“历史性”进路,在由其所内生的形式与内容的对立统一中呈现劳动的社会性质。由此马克思价值形式分析在对劳动的回溯中敞开了一个“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性空间,打破了看似“无主体”的价值形式对人类解放之维的阻塞,提示出内生于劳动的感性意识之于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作用。

    2026年01期 v.76;No.293 1-1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2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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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阐释·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研究

  • 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评估及政策优化

    李广众;吴昊霖;孙雨桐;

    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从政策端发力,对于推动创新从而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通过将2010—2016年广东省税收调查数据中企业的面板数据与企业专利数据匹配,研究证明:第一,创新型产业集群的设立有利于集群内企业创新;第二,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和提高所在地区的创业活跃度三个机制渠道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第三,异质性分析显示,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对进出口企业、非上市企业与位于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创新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使用政策学习的方法考察政策优化效果发现,目前试点名单整体较优,但仍存在优化空间;通过政策学习模型优化后的名单,企业创新绩效可得到约28%的显著提升。

    2026年01期 v.76;No.293 11-2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2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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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制度改善与企业供应链效率——以企业存货管理为视角

    张晓涛;李建生;钟腾龙;

    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稳定性加剧的情形下,制度环境对于提升供应链效率,保障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基于企业供应链的微观视角,采用2010—2019年期间上市企业数据和多期双重差分方法,研究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如何提升企业存货管理效率。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建设明显提升了片区内企业的存货管理效率,体现为存货水平不变但存货周转率明显增加。机制分析表明,自贸试验区建设通过企业出口带动效应与扩链和稳链效应来提升片区内企业的存货管理效率。调节机制分析表明:管委会行政地位越高,自贸试验区建设所带来的企业存货管理效率提升效应越大;以两业融合为产业导向的自贸试验区,其自贸区建设也会引致企业存货管理效率的显著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这种影响对自贸试验区前身为国家级新区的企业、民营企业以及未进行信息共享的企业存货管理效率提升作用更大。

    2026年01期 v.76;No.293 26-3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6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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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研究

  • 企业信息化投入能够缓解代理冲突吗?——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柏培文;马涵江;林明伟;

    在工业化4.0的智能化时代中,新型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持续深度融合,对实体企业的生产经营、组织形态等各个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2010—202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信息化投入能否缓解企业代理冲突问题。研究结果表明:企业信息化投入有助于降低企业代理成本,并在具有不同规模、产权性质、管理层特征及外部机构投资者参与度的企业中呈现差异化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信息化投入通过改善企业信息透明度和内部控制质量,抑制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降低代理成本。

    2026年01期 v.76;No.293 40-5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5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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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价格锚定效应与并购重组表现

    攀登;林闽杰;

    在当前监管层鼓励以并购重组推动市值管理的背景下,识别影响并购长期股价表现的非理性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以2010—2023年并购重组事件为样本,并基于过去52周股价高点构建“价格锚定比率”,以检验其对并购方持有超额收益的影响。研究发现,并购前股价越接近52周高点,并购方的短中期持有超额收益越高,长期则出现反转,呈现“中期动量、长期反转”价格路径,且该效应与并购的协同效应无关。价格锚定效应在交易不确定性高、信息环境差以及价格路径明确时更为显著,其影响主要通过散户投资者行为传导。进一步研究表明,该效应引发的错误定价为知情交易者减持提供机会,并会推高股价崩盘风险,而融券交易能有效抑制此类风险。

    2026年01期 v.76;No.293 54-6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9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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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研究

  • 两岸民间信仰神明谱系的整合机理及路径研究

    王鹤亭;

    海峡两岸民间信仰之间存在着明晰的神明谱系。两岸民间信仰的神明谱系具有伦理整合、权威统合和市场融合功能,足以构建以神明谱系为线、以宫庙为点、以信众为网的体系。两岸开放交流以来,神明谱系通过谒祖进香、游台巡安、会香交火及宗教节庆等两岸信俗交流而得以展演与活化,经由香火政治和灵力市场下的竞争而得以扩展和再生,围绕“神明—宫庙—信众”之间基于“伦理—权力—市场”机制的交互而得以证成并调适。以神明谱系为基点推动两岸共建信俗交流规范、以神明谱系为原力驱动两岸共构信俗交流秩序、以神明谱系为纽带协调两岸民间信仰冲突,将有力助推两岸民间信仰融合发展。

    2026年01期 v.76;No.293 104-11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5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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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湾居民国家认同的法律建构——以中国公民身份为核心的分析

    薛永慧;

    两岸经济交流与融合持续深化,台湾居民的国家认同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从政治学的一般原理来看,公民身份对塑造和巩固国家认同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台湾当局正借助公民身份这一法律手段不断解构台湾居民的国家认同。落实台湾居民的中国公民身份,是解决台湾居民国家认同问题的制度性、治本性的方案。全面落实台湾居民中国公民身份,需构建“法治根基—身份确认—经济权益—政治参与”渐次延展的逻辑理路,为台湾居民公民身份从“法律形式确认”到“社会实质融入”的闭环落实提供理论框架与实践指引。

    2026年01期 v.76;No.293 115-12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5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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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研究

  • 守望相助:抗战时期中共对南洋华侨宣传动员研究

    吴琳琳;王曈;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南洋华侨的宣传动员是凝聚侨界力量、支援国内抗战的重要举措。中共党史、台湾“国史馆”密电、日藏外务省档案、南洋华侨报刊、美国馆藏档案等多元史料为该议题研究提供重要支撑。其中,日本、美国以及台湾地区史料则借由“反观—互证”方法的考察,得以呈现日本南洋侨务政策的欺骗性宣传与渗透布局,亦可反证中国共产党面向南洋华侨宣传动员的显著成效。研究表明,中共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多元化传播体系,激发南洋华侨骨子里爱祖国爱家乡的深厚感情,争取爱国侨领与基层民众的双重支持,成功凝聚了南洋华侨基于民族大义的爱国热情。南洋华侨积极响应中共,其爱国实践与中共倡导的抗日救亡事业同频共振,共同推动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一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的典范,将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和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相结合,为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新国际传播策略提供了启示。

    2026年01期 v.76;No.293 126-13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9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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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 论华夏共生传播理论的价值内涵、关系机制与实践样态

    谢清果;吴宇烨;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文明互鉴与冲突交织的当下,如何超越西方传播学“行政主义”范式的工具理性传统,复归传播“建构共同体”的原初功能,成为本土传播学的重要课题。华夏共生传播理论构建了一个以中华文明“和合”理念为哲学根基、以“和平性”与“包容性”为突出价值意涵的理论框架。该框架将共生传播的关系机制理解为从“共生的传播”向“传播的共生”动态演进的过程。而这一实践过程依循“修齐治平”的逻辑逐层推展,从微观至宏观,系统展现出共生传播的实践样态。共生传播理论的提出,旨在探索一条超越“古今中西之争”的学术路径,以期为构建中国特色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可能的方案。

    2026年01期 v.76;No.293 140-15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7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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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平台主体责任的生产性功能及其优化

    郭春镇;张荣义;

    在数字时代,平台主体责任制度已经成为我国互联网平台治理的主要抓手。从生产性法律的视角观察,平台主体责任制度中蕴含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制度目标。在落实上,平台主体责任制度中的生产性功能主要面临着以下问题:责任泛化阻碍平台生产创新,赋权性质不明影响平台生产效能,生产激励不足弱化平台治理意愿。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平台公私职能的互斥、监管部门生产协同的缺位及责任规范设置的模糊。优化平台主体责任的生产性功能,应以包容审慎监管坚持发展优先、明确责任分配协同促进生产、运用市场逻辑激发治理动力为方案,构建面向生产的平台主体责任制度。

    2026年01期 v.76;No.293 69-8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6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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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的规制理念与立法路径

    温长庆;

    在坚持依法监管的基本原则下,如何在立法上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改革任务极具挑战。以金融风险的体系化治理为分析框架,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在学理上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的立法改革应当贯彻体系化的规制理念,从政府与市场功能耦合的规制理念、适应混业经营的规制理念、金融活动分权式监管的规制理念、区分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规制理念等方面凸显体系化规制的效果。强化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的体系化规则、制定功能监管的体系化规则以及明确央地金融监管事项划分的体系化规则,是我国当前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的具体立法路径。

    2026年01期 v.76;No.293 81-9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2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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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刑事证明中孤证的界分及其运用——一个尝试性的探讨

    罗维鹏;

    “孤证不能定案”只是孤证运用的一个方面,孤证运用的实际情形要复杂很多,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际上,一个证据是否孤证主要影响这个证据是否具备直接、单独证明案件事实的能力,包括全案事实和个别事实。以此为视角,综合考虑孤证本身的可靠性及司法政策等方面因素,孤证可划分为三类:一是“不得直接单独使用的孤证”,其由于缺乏补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自始不具备单独证明案件事实的能力;二是“补强后可以单独使用的孤证”,其证明力处于悬置状态,需要通过补充证据和理据从而获得单独证明案件事实的能力;三是“可以直接单独使用的孤证”,这类孤证自身的可靠性较高或者由于仅证明次要事实而不必有过高要求,若无争议即具备单独证明案件事实的能力。但要注意,在操作上无论哪一种类型的孤证,使用前提都是不存在合法性障碍,“不得直接单独使用的孤证”和“补强后可以单独使用的孤证”既不是非法证据,也不是瑕疵证据。

    2026年01期 v.76;No.293 92-10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4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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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面向有效自治:自治的协商性及其制度基础

    李强彬;林云鹏;

    “自治”的观念植根于人类本性与政治社会的运作之中,但一直以来被作为一种被遮蔽的理想而为各种政治形式和道德理念作支撑,对“自治”本身的诠释呈现出碎片化,忽略了对其本来特质的关注,导致自治理想与现实脱节。因此,弥合自治的规范目标与现实样态之间的差距需要厘清自治的本义及其规范性基础,搭建起个体自治与公共自治之间的桥梁,在自治的自主性、反思性与公共性的统一中塑造对话性自治。尤其是需要对反思性予以扩展性理解,既包含个人内部反思的成分,又包含一个“向外说明”的反思;不仅指涉个体层面,而且指向群体层面的反思。由此,基于反思、偏好转换和深思熟虑的“协商性”成为自治行动的根基,有效自治的实现需要在伦理的、认知的和民主的多重目标下着力于自治的制度化,构建有弹性的制度空间、有活力的制度情感与有效率的公共讨论。

    2026年01期 v.76;No.293 152-16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4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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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数字化时代中国人性别角色观念变迁中的男女差异——基于趋利理论视角的分析

    李丹;敖杏林;

    男女性别角色观念分歧的扩大将加剧生产与再生产合作的困难。不少研究发现中国人性别角色观念变迁中存在普遍的性别差异,但其微观层面的动因尚未得到深入分析。2010年至2021年七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数字化时代中国人性别角色观念变迁中的男女差异不断扩大,女性整体上比男性更支持性别平等。在公领域,社会地位提升对女性性别角色观念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对男性性别角色观念的促进作用却未得到印证。在私领域,自致地位和先赋地位的提高,对女性性别角色观念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对男性却呈现相反趋势。这些发现符合趋利理论的预测,显示男女性别角色观念的变化受到利益考量的驱动,男女在是否支持性别平等方面具有相反的利益动机。研究表明,数字化时代的性别治理,需要有针对性地增强男性对性别平等的利益认同,只有男性充分认识到性别平等对个人和社会带来的福祉,才能推动男女性别观念均衡发展,从而加强生产和再生产领域的性别合作。

    2026年01期 v.76;No.293 167-18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2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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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异域赋到异物志:魏晋异域书写的体式流变

    李卉;

    魏晋时期的异域书写,呈现出从“异域赋”向“异物志”演进的清晰脉络,此一体式流变构成了该时期文学与文化的重要特征。在文学创作日趋多元化与个性化的背景下,赋家突破了传统题材与体式的束缚,转向更具个人兴趣与审美趣味的自由书写。与此同时,“异物志”文体的兴盛与博物风气的弥漫,共同推动了异域题材的拓展,并强化了其叙事性与世俗化倾向。这一转变具体体现为:异域题材赋与南州异物志等著述,在地理关注(从西域到南州)、题材选择及文学性追求上均呈现出显著的不平衡性。从三国至晋代,相关书写中的贵族色彩逐渐淡化,生活气息日益增强,标志着其走向成熟。在建安同题异域物象赋与南州异物志等文本的推动下,魏晋异域书写的范围得以扩大,内涵亦不断深化,最终超越了汉代铺陈罗列的书写模式,发展出更具主题深度与思想性的文学表达,形成了独特的时代内涵。

    2026年01期 v.76;No.293 181-19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2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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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制度建构与实践调适:清代前中期船难抚恤制度的形成与嬗变

    冯立军;贾石;

    江海风涛难测,明清时期船舶遇险事件频发,尤以漕船、战船及中外民船三类为甚。在制度应对层面,明清两代呈现出明显的承继与革新特征。明代针对漕船遇险,主要采取调整纳粮地点以缩短航程等间接补偿措施;清代则创立“大江黄河例”,对在长江、黄河等高风险水域遇难的漕船实施沉粮豁免政策,建立起更为直接的抚恤机制。就战船而言,清廷明确规定因风浪导致的战船损毁由官方承担修造费用,并参照军功条例,对遇难八旗、绿营官兵及其子弟给予荫赠和恤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官兵抚恤体系。在涉外船难处理方面,清代延续了宋明以来“怀柔远人”的传统政策:一方面为外国遇难船只提供衣食补给,协助修船并遣返人员;另一方面允许其就地贸易,甚至给予关税减免等优惠待遇。值得注意的是,清廷在船难核验上实行差异化标准——对外国民船查验从宽,对本国出洋民船则从严审查。这种区别对待既体现了传统外交理念,也反映了清廷对海疆安全的特殊考量。至清前中期,通过不断调整完善,已形成一套涵盖遇难核验、责任认定、人员抚恤、谎报惩处等环节的综合性船难抚恤制度。该制度不仅展现了清代国家治理的精细化特征,也为我们理解传统中国的海洋治理模式提供了重要窗口。

    2026年01期 v.76;No.293 195-20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2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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