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

• 重新反思马克思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关联

  黄其洪;姚颖;

  马克思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曾经是同路人，共同批判资产阶级的抽象的个体主义。在1845—1848年间，马克思曾发表文章激烈抨击“真正的社会主义”关于“人的本质”和“异化”的观点，并在社会主义实践道路的选择上逐渐与“真正的社会主义”分道扬镳，走上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马克思与“真正的社会主义”共同面对着与大工业发展相联的现代性难题，他们的分歧是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解答。但是，随着马克思思想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对“真正的社会主义”关于“人的本质”“观念对实践的作用”“生产与消费”的观点进行了重新吸纳，在此基础上重新阐释了“人的类本质”“人对物的依赖”“生产与消费”等范畴。重新反思马克思与“真正的社会主义”之间具体而真实的思想关联，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在今天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2025年04期 v.75;No.290 1-1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3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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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研究

• 环保税政策能否提升企业新质生产力?——基于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刘晔;黄张妍;

  利用财税手段推动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撑，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基于2011—2022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深入探究环保税改革影响重污染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动因和作用渠道。结果表明，第一，环保费改税显著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第二，成本激励和优惠引导是环保税驱动重污染企业采取行动的主要效应，而税收刚性的作用并不显著；第三，重污染企业主要通过绿色颠覆性创新、企业管理提效两个渠道来提高新质生产力；第四，地处东西部、产业结构高级地区、成本转嫁较难的企业受环保税影响更为显著。

  2025年04期 v.75;No.290 12-2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4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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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企业ESG表现对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丁凡琳;赵文杰;

  自“双碳”目标提出以来，企业ESG表现日益受到投资者关注。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也要求中国城市更好地平衡低碳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趋势正在倒逼企业自发进行绿色转型，成为推动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基于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在新质生产力视域下探究企业ESG表现对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提升企业ESG表现有助于降低城市碳强度，影响机制表现为技术进步效应和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此外，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在区域和行业间均存在异质性。其中，提升高碳类企业ESG表现对城市的减碳作用更为明显。

  2025年04期 v.75;No.290 26-3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4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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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研究

• 彩陶：中国美学观念的远古起源

  张法;

  中国彩陶既有世界共性，又有中国特点，还内蕴了中国美学观念的远古起源。对中国陶器的研究，包括器形与图案两个方面。在器形上，东部陶器的器形之“鬶”,西部陶器的器形之“酉”,南部陶器的器形之“盉”,在互动中演进，最后交汇出夏文化的“鸡彝”。在彩陶图案中，具象形象与抽象图案的关系成为研究的一大主题。彩陶具象形象的蛙、鸟、鱼、葫芦、花，与抽象图案的关系，内蕴着远古中国的文化原理和审美法则，成为中国美学观念起源的重要一环。

  2025年04期 v.75;No.290 39-5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52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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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当代生态环境美学的三大理论锚点：实践、存在与道心

  史建成;

  当代中国生态环境美学已经历20多年理论建构，理应对其进行学术史反思。这一学术力量以反现代性和人类中心主义态度出场，关注与人存在息息相关的自然、环境、生态的审美问题。环境美学延续了实践美学“自然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相统一的主体性实践论，并将审美的精神自由维度在逻辑上独立出来。生态存在论以海德格尔存在论为根基，糅合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生态哲学、中国古典天人关系于一身，试图从存在的生态关系性来解释人的感性问题。生态实在论与生态存在论共同倡导中国化的生态美学——生生美学，前者侧重审美方式建构，后者侧重感性存在解释。生态实在论隐含的内在逻辑是道心体哲学，这一由古典“心象”论演化出的“治心”之学在生态美学阶段构成吸纳康德“审美判断力”学说以及分析美学“语境论”的逻辑基石。以实践、存在、道心为理论锚点的中国生态环境美学从不同视角探讨了天、人如何具有感性沟通的可能。

  2025年04期 v.75;No.290 51-6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9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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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研究

• 文化政治视域下“文化台独”的历史审视、理论批判与功能遏制

  唐扬;李婷;

  “文化台独”通过隐蔽微观的后现代主义操作，严重削弱了台湾同胞对祖国统一的认同感与向心力。文化政治理论认为文化既是权力博弈的工具，亦是政治斗争的目的，对系统地揭露“台独”势力在文化外衣之下权力“愚台”本质与分裂国家恶行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适配性。历史地审视“文化台独”,其演进形态与“台独”权力密度及政治诉求密切关联，先后经历政治化初建、制度化推进与威权化渗透三个阶段。权力赋魅下的“文化台独”呈现三方面特征：在政治意识上表现为以“去民族性”“去主流性”“去思想性”为特点的理论虚妄，在秩序结构上表现为以“台独”意识泛滥、社会运动激进与文化霸权依附为特点的文化失序，话语体系上则体现为“断裂论”知识伪装、“普世化”价值迷思、“驯服性”叙事策略，造成台湾认同悬浮。基于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遏制“文化台独”负面效应外溢，中国大陆需从文化领导权、秩序规制、理论体系、舆论话语等四方面作出针对性、系统性的应对与引领，进一步助力祖国完全统一进程。

  2025年04期 v.75;No.290 115-12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7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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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研究

• 代际政治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转向:以菲律宾和缅甸为例

  张添;梁倩玉;

  冷战结束后伴随东盟扩员及自主性加强，东南亚国家建立了趋于均衡、总体中立的外交政策，但菲律宾和缅甸仍然在政权交替时出现了较为突然的外交转向，如2011年缅登盛上台后的“亲美疏华”,以及2022年菲小马科斯上台后改变杜特尔特时期对华友好的政策并在南海问题上立场转硬。实际上，不同代群的政治领袖上台与其前一代领袖的权力与社会认知关系，及其形成的代际政治差异，对新政权的外交转向有着较大的影响。通过缅甸“奈温—丹瑞”和“丹瑞—登盛”、菲律宾“埃斯特拉达—阿罗约”和“杜特尔特—小马科斯”四组跨代际政权的外交政策比较分析得知，在代际权力诉求、代际认知、代际耦合度等要素的综合影响下，“承替型”和“解耦型”代际政治更容易产生震荡或激烈的外交转向，“反哺型”和“规训型”代际政治下外交转向则相对均衡保守。

  2025年04期 v.75;No.290 125-13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76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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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 1932年中共对“九一八”事变的周年纪念探析——兼论土地革命战争中期中共统筹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探索

  周雪香;宁叙通;

  1932年，身处阶级斗争洪流之中的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对“九一八”事变的周年纪念，在民族危机与阶级革命的剧烈碰撞下思索着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南方苏维埃革命的高涨与东北、华北反日反帝斗争的紧迫使得不同区域的纪念导向呈现出各自不同的侧重点。而中共在进行宣传动员时强化了国际阶级路线，高呼“武装拥护苏联”口号，这使得周年纪念被深深地置入世界革命的框架体系内。此外，中共在纪念活动中对动员对象的划定又运用了下层统一战线，希望以此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但是，这种阶级色彩浓烈的动员模式，很难有效凝聚全民族抗战力量，这也为之后中共调整统战政策留下了很大的优化空间。这些都是土地革命战争中期中共统筹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具体缩影，也是其从苏维埃革命向抗日民族革命转型之初曲折复杂情状的鲜活呈现。

  2025年04期 v.75;No.290 140-14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56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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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马华文文学视域中的南侨机工书写

  陈庆妃;

  作为中国抗战的南洋大后方，马来亚的区域位置十分特殊，新马华侨视报效祖国为天职。“南侨机工”返国服务是抗战时期陈嘉庚及其领导下的南侨总会的一次壮举，是南洋华侨以“力”支援中国抗战的重要形式。以新加坡为中心，透过新马华文作家的文学书写，考察南侨机工与中国抗战以及侨居地的关系，审视南侨机工从“招募”到“复员”,以至战后新加坡建国过程中的家国观念与身份意识，有助于分析抗战时期南洋华侨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理解华侨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历史节点——“七七”事变、太平洋战争、战后初期、新马建国前后——民族意识的渐变：从抗战救亡到抗日卫马。从侨民到公民，南侨机工所体现出的保家卫国、反抗侵略的精神，在当下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中，仍具有普遍意义与互鉴价值。

  2025年04期 v.75;No.290 149-16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76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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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史研究

• 中国古代“数字冠名”事类在蒙书编撰中的应用考察——以《武王家教》为中心

  金滢坤;

  《武王家教》是采用“数字冠名”事类编撰的蒙书典型，对了解中国古代“数以纪事”“数以纪万物”的文化传统，及其与隋唐时期佛教典籍中“法数”以数系词的编撰方式关系非常有学术价值。《武王家教》采用“数字冠名”事类的编撰方式可以追溯到《四八目》“以数目分隶故实”的编撰方式，借鉴了佛教“法数”的优点，开创了以“数字冠名”事类编撰蒙书的新方式，并为《小学绀珠》等后世蒙书采用“以数为纲”编撰方式提供了范例。研究中国古代“数字冠名”事类在蒙书编撰和童蒙教育中的应用，分析其科学原理，对当今中小学提高教育效率具有启发意义。

  2025年04期 v.75;No.290 162-17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1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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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东汉至唐“盗赋”罪名的变迁

  刘晓林;卢一诺;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中首见“盗赋”,作为官方司法文书中多次出现的官吏犯赃罪名，在立法层面应当具有固定的表达与明确的含义。从相关司法文书所反映的内容来看，“盗赋”是监临官乞取财物并满足被监临者违法请求的犯罪行为，根据乞取财物的数额予以相应处罚。结合正史文献中的记载，东汉司法文书中的“盗赋”或演化为《晋律注》中的“盗赃”,其构成特征与“所监求而后取”一致。东汉起，“盗赋”所指向的具体行为即包含于“受所监临”与“受财枉法”等律令条文当中，随后与“受财”分离，并由立法者通过与具有稳定表义的“擅赋”类比而形成独立罪名。至唐代，“盗赋”进一步被“受财枉法”吸收，这在技术与规范层面表现出“赃罪”体系的逐渐形成，背后蕴含的是立法者对犯罪行为事实逻辑的高度认识与对罪刑均衡的极致追求。

  2025年04期 v.75;No.290 174-18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78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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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遗产与经济繁荣——宗族文化如何影响共同富裕?

  邓忠奇;高廷帆;陆子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精神境界和思维方式，使中国道路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从宗族文化视角出发通过构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理论分析，表明宗族文化中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能同时提升“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公平与效率难以兼顾的经典矛盾。进一步，利用地级市样本数据的实证检验支持了理论结论，表明总的来看，当前宗族文化显著促进了共同富裕水平，在这一过程中，集体主义价值观起到主要作用。此外，宗族文化对于企业创新也有显著的解释力，而且宗族文化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充当了其影响共同富裕程度的一个机制。

  2025年04期 v.75;No.290 63-7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2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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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缘政治风险、投资国偏好与双边直接投资流入

  朱孟楠;肖丹;

  在世界“新的动荡变革期”背景下，地缘政治风险成为影响跨境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基于2001—2022年的双边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实证研究发现，东道国的地缘政治风险提高将导致双边直接投资流入规模下降。在机制方面，较高的东道国地缘政治风险会降低其政府稳定性、破坏国际航运能力并提高被金融制裁的风险，从而降低双边直接投资流入。当引入与东道国发生冲突的第三国因素时，研究发现投资国对东道国的地缘政治偏好将大幅提高双边直接投资流入，并显著降低地缘政治风险的负面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较好的经济增长能力、较低的能源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稳定的汇率制度、较低的直接投资流入限制和较少的历史投资争端能显著缓解地缘政治风险的负面影响。

  2025年04期 v.75;No.290 78-9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2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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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信用修复制度优化的深层逻辑与实现路径

  金伟峰;肖子容;

  当前，我国信用修复制度面临着适用范围界定不清、修复条件矛盾冲突、修复方式混乱失序等问题。信用修复制度的优化应充分发挥并扩展其激励功能，考量比例原则下的成本收益，在信用主体人格权保护与社会公众知情权之间寻求平衡。采用统一的负面清单制度明晰信用修复的范围，借助成本收益分析设置合理的信用修复条件，基于修复方式的特性建构合理配置的修复方式体系，是我国信用修复制度优化的实现路径。只有深刻理解我国信用修复制度的功能与价值，综合考量各方利益与需求，通过科学合理的设计与调整，才能有力助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良性运行与高质量发展。

  2025年04期 v.75;No.290 92-10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0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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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脸识别的治理困境与规制改进

  吴旭莉;

  人脸识别技术具有人脸信息收集渠道隐蔽且多样、技术安全漏洞、人脸信息的唯一性与不可逆性等技术风险。人脸识别技术治理的法律困境包括知情—同意原则被虚化，人脸信息保护的权利基础存在争议，技术滥用侵害个人权益，主体维权意识薄弱、侵权救济困难等问题。人脸识别保护的权利跨越公法权利与私权领域，对其治理应当打破部门法的界限，寻求人脸识别技术的开发、利用与主体权利保护之间的平衡。优化人脸识别技术的规制，应秉持“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强化人脸信息控制者的信义义务，落实比例原则，坚持最小限度的适用，引入监管沙盒，改进维权模式，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人脸识别治理路径。

  2025年04期 v.75;No.290 103-11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8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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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昌黎”之名：中唐古文圈的内外与渗透

  王伟;贾淦博;

  韩愈以“昌黎”为郡望，宋以降学者多将其解为是对门第与郡姓之攀附。其实，若将韩愈此一行为置放于古文兴起并发展的文学背景下予以考量，或可体现更为丰富的文化意义。借助新旧文献的梳理参读，通过勾勒早期古文运动参与者之交游，可知韩洄与众多早期古文倡导者过从密切，并存同声相应之谊，将“昌黎韩氏”的名号最早带入古文创作圈。后韩愈兄韩会在大历初依附权臣元载，与同附元载门下之韩洄存同族之谊，在重阀阅之社会背景与古文圈内重士族等时风影响下，韩会始称郡望“昌黎”。韩愈幼孤，生活与文学均受兄长韩会影响极深，故在其初登文坛之创作早期，在文中自称郡望“昌黎”,除却攀附之嫌疑外，尚存赓续其兄文脉、延续家学之用意。职是，韩愈称“昌黎”实汇聚了盛中唐古文发展与家学传递的诸多要素，是研究古文运动的重要视角。

  2025年04期 v.75;No.290 184-19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7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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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复兴”的中国面孔——以《国粹学报》、“整理国故”与《学衡》为中心

  狄霞晨;

  文艺复兴为欧洲带来了新生，也为近代以来中国文人学士寻找民族文化复兴之道提供了思路。晚清国粹派率先将“Renaissance”阐释为“古学复兴”,视先秦诸子为中国的古希腊先贤，在保护中国古典文化精华的前提下探求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胡适将“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并将“整理国故”作为实现中国文艺复兴的关键步骤。吴宓、梅光迪等白璧德的中国弟子发刊《学衡》,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旨推动另一种带有新人文主义色彩的“文艺复兴”。虽然都是对“中国文艺复兴”的本土化探索，晚清国粹派、胡适及学衡派却展示了中国文艺复兴三张不同的“面孔”。三派虽然互有差异，却不乏互动，其观点也具有相互补充性。回顾近现代中国知识人对“中国文艺复兴”的多元思考，为我们在当代语境下转化这份思想学术资源进行文化建设带来了新的思路。

  2025年04期 v.75;No.290 194-20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3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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