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军;花培严;王泓澄;
政府引导基金的发展是我国重要的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而选贤举能则有助于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基于全国2013—2018年265个地级市市委书记、市长的个人简历和政府引导基金目标规模数据,探究官员微观特征与更替对政府引导基金规模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结果表明,主政官员更替促进了引导基金的规模扩张。在官员特征方面,市委书记“强晋升预期”“高学历”特征和市长“弱晋升预期”“非高学历”“本地成长”等特征促进了基金规模的扩张。在机制层面,相比于由中央审批的规模以上基金,由省内审批的规模以下基金受官员成长履历的正向作用,表明本省成长起来的地方主官更善于利用省内资源展开投融资创新。
2025年03期 v.75;No.289 54-6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52K] [下载次数:19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吴益兵;叶艳婷;林波;
压严压实中介责任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提升资本市场治理能力的重要保障。基于嵌入理论,研究发现保荐代表人与特定签字会计师的重复合作现象是专业服务提供者积极运用社会资本提高执业能力的长期市场选择,在首次公开发行市场中起到IPO治理效应。以2006—2021年的上会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保代—会计师重复合作关系有助于提高过会率,改善招股说明书的可读性,表明双方的重复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双方利用可持续关系寻求信息共享的结果。进一步检验发现发行人为保代—会计师的重复合作关系支付了更高的发行服务费用,同时发行人也获得更低的IPO抑价。
2025年03期 v.75;No.289 66-7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01K] [下载次数:3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龚文娟;张潇文;
绿色社会发展基础之一是公众参与评价、反馈和监督各级政府的环境保护工作。构建社会可持续发展程度与环境质量评价双因素解释框架,阐释中国居民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成效的评价机制,并使用《中国统计年鉴》和2021年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等数据,对该解释框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1)公众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环境保护工作的整体评价大致经历了下降到上升的过程,公众对中央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评价高于对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评价。(2)公众对政府的环境治理期待越高,其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评价越低;居住地环境质量的提高和居民居住体验的改善会正向影响公众对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评价。而对居住地的环境风险感知会负向影响公众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评价。(3)短期内,人均GDP和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HSDI的提高对公众评价政府环境保护工作有负向影响作用;而人民的受教育程度、收入、人均寿命的提高,并不能在短期内快速转化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基础和动力,政府环境治理的初步成效也不能快速提高公众的政府环境保护工作的评价。研究表明,环境社会治理是一项长线工程,应注重维护推动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制度性框架。
2025年03期 v.75;No.289 105-11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35K] [下载次数:5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杨波;刘琦;
酌定不起诉案件行刑反向衔接《检察意见书》中应否提出具体的行政处罚、处分意见,目前已经形成了责任精准型和责任概括型两种实践模式。检察意见应否精准化的背后是谁来行使行刑反向衔接决策权的问题。轻罪治理背景下行刑反向衔接决策权的行使,既不能通过扩张检察机关的监督权让其独揽决策,也不能完全交给行政机关去处置,应在刑事检察部门、行政检察部门与行政主管机关之间建立一种协同共治的反向衔接机制。这种衔接机制以行政检察部门为主导,围绕责任精准型检察意见的提出,强化刑事检察部门和行政主管机关的协同配合,形成一种多方参与、融贯互动的一体化关系结构。基于行政检察部门提出责任精准型检察意见的专业能力和水平不足的现状,应采取渐进式的推进方案,明确适用责任精准型检察意见的案件范围,依托听证程序促进责任精准型检察意见的形成,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检察意见的精准化发展,健全对行政检察裁量权的程序控制机制。
2025年03期 v.75;No.289 119-13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67K] [下载次数:20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卢正敏;
不动产执行实务中常出现承租人寻求租赁权保护的情形。承租人是以利害关系人身份抑或案外人身份提出执行异议,实务和理论均存较大分歧。执行救济二元制并非绝对,对承租人异议不宜简单化处理。租赁权包含的占有权能决定了其可能成为案外人异议的事由。租赁权虽与执行债权存在优先顺位之别,但不能阻止标的物的让与。我国当前虚假租赁问题较为突出,法院无法通过形式审查快速判定不动产租赁实况,这决定了我国不宜照搬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通常做法,而应赋予承租人在不动产拍卖阶段提起案外人异议及异议之诉的权利。实践中承租人的异议请求多样,并非均属案外人异议,法院宜区分不同类型分别审查处理。
2025年03期 v.75;No.289 132-14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61K] [下载次数:6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柳华文;张昊;
近年来,非政府组织对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的条约机构禁止酷刑委员会的影响在监督程序中从“信息收集”阶段扩展到“法律适用”阶段,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监督程序自身强调与缔约国合作的初衷和定位。《禁止酷刑公约》的监督结构也演变和扩大为禁止酷刑委员会、缔约国和非政府组织的三方互动,引发了对禁止酷刑委员会使用和筛选非政府组织信息的能力不足的担忧以及该委员会利用非政府组织扩张职权的质疑。非政府组织参与条约机构的工作需要在法理上证成,而并非天然合理。与缔约国开展合作和对话是条约监督程序的核心,禁止酷刑委员会可以通过界定非政府组织参与的标准、规范各类信息的收集和评估工作、准确界定自身在条约监督中的作用来实现基于公约的建设性对话的目的。禁止酷刑委员会的实践表明,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法上的积极作用值得重视,但对其负面影响也需要保持一定的警惕。
2025年03期 v.75;No.289 144-15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12K] [下载次数:2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王庆卫;
随着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化、文化冲突、身份危机、文化霸权等后果,寻求一种多元包容的共同文化的建构路径,以消解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地方性之间的矛盾和对抗,成为备受当今人文学者关注的课题。一些学者采取从地方理论入手的路径,汲取资源来建构共同文化。当前的地方研究主要沿着人文主义地理学、阐释人类学和科学实践哲学中阐发的地方理论展开。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地方感”以身体现象学为理论基础,从身体的空间感知出发来探讨人与地方的情感关系;阐释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理论倡导文化深描、推动实践调和,揭示共同文化是多元文化在平等对话中生成的动态网络;科学实践哲学则在“知识与权力”这一问题域下使用“地方性知识”概念,在解构了普遍知识的合法性的同时,关注不同群体在特定情境中形成的独特认知模式。这些理论在哲学基础、研究指向和学科归属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在用作理论资源的过程中易发生概念上的错置和学科边界的迷失,因此有必要对它们作出阐发和比较,廓清各种地方理论的源流和学理,为共同文化的建构提供系统化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思路。
2025年03期 v.75;No.289 157-16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42K] [下载次数:15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陈勇;卫金萍;
钱穆在《周初地理考》中对邰、豳、岐等先周地名的考证,首创“周人起于晋地”说。这一新说引发诸多争议,学界围绕古史神话传说的历史化处理、古文献的释读和周族族源等问题展开讨论,以后伴随着考古学界的介入,为先周起源问题的深入探讨提供新的契机。在这场论辩中,钱穆一方面从异地同名、地随族迁来探讨先周族的迁徙行迹,总结出地名迁徙这一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考地原则,为传统舆地学向现代历史地名学的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钱穆频繁使用音韵学论地、运用古迹传说证地有失察之处,部分文献的解读存在抵牾处,以及未引用考古材料等,使其周初地理考证也有一些可商榷之处。对钱穆“周人起于晋地”说得失的分析和讨论,可进一步加深对先周历史、华夏早期文明起源的认识,对于深入理解中国地名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2025年03期 v.75;No.289 166-17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64K] [下载次数:4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上官小红;
皖南事变发生后,纷繁的华侨舆论中有拥护国民党中央决策者,主张军令高于一切;有公开反对解散新四军者,认为这是亲日投降派的阴谋;更有强调国共应以团结为重者,对真相之孰是孰非并不特别关心。但在各异的舆论声中,缘于对国共继续团结抗战的共同期许,他们提出了大体一致的善后主张。与国内中间党派不同的是,远在海外的华侨群体无意以此为契机参与政事,其主张是要求国民政府整饬吏治以继续团结抗战,并呼吁实施民主宪政。而这恰与此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基本吻合。
2025年03期 v.75;No.289 178-19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87K] [下载次数:107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任慈;
20世纪50年代,科技人才短缺危机成为影响美国冷战国家安全和科技霸权的一项关键议题。美国社会转向支持联邦政府应在培养充足科学家和工程师方面发挥主要引导作用,承担必要责任。联邦政府将解决现存的人力资源浪费和增加理工科博士培养作为快速缓解问题的两项主要途径。为此,美国一方面以联邦教育资助立法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多次运用政策杠杆试图实现国家科技人才动员和调控目标,另一方面利用大规模研发投资、科学教育专项资助,提高理工科博士培养数量。然而,由于存在缺乏客观的科技人才需求预测、人才培养目标冷战化、联邦教育资助政策缺乏高屋建瓴的前瞻性等问题,美国不仅在20世纪60年代末首次出现了“博士过剩”问题,也为此后科技人才供需失衡的周期性发生埋下了制度性隐患。
2025年03期 v.75;No.289 192-20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346K] [下载次数:5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下载本期数据